媒體鼓吹的“占中”敘事話語是，香港人對政治不滿，因此要爭取民主、反對北京的暴政。這種說法是錯的。真相是壹小撮激進——有些甚至只是天真——的意識形態狂熱分子將合理的民衆實際訴求改頭換面，冒稱爭取香港的自主地位。可以說，“占中”屬于全球性“廣場治”（Maidancracy，maidan即臭名昭著的基輔獨立廣場，烏克蘭革命誕生地）運動的壹部分。如果任由其發展，香港不會有好結果。
冷戰終結後，“廣場治”運動層出不窮。從前蘇聯到東南亞，從阿拉伯到烏克蘭，“廣場治”運動影響了數以億計的民衆。開羅解放廣場、基輔獨立廣場和香港的“廣場治”具有某種共同特點。首先，民衆都對國家現狀和未來走向有所不滿。其次，實際參與者大多出于善意，關切自身處境和社會福祉。但這種運動通常都是由抱有強烈意識形態企圖心的政治活動家所領導。結果，運動宗旨變成了推翻政府甚至整個政治體制。第三，媒...體搖旗呐喊，煽風點火，最終往往如其所願，局勢惡化不可收拾。第四，“民主”是這些人共同打著的旗幟。
這些運動壹旦遭到暴力鎮壓，往往會失敗，釀成流血慘劇（敘利亞即是壹例）。在少數成功例子裏，隨之而來的也是滿目瘡痍、國破家亡（想想烏克蘭，十余年來的不斷顔色革命造成領土分裂，國將不國）。有些國家的“廣場治”運動走上了惡性循環：湧向廣場、推翻壹個政府，然後再回到廣場推翻下壹個政府（埃及即是壹例）。同時，老百姓經受著經濟癱瘓、政治動蕩甚至暴力威脅。
香港也出現了苗頭。數萬名抗議者霸占了這個世界金融中心的核心區域，堅持要按照他們設想的方式選舉特首。他們甚至爲現任特首梁振英設定了下台日期。更令人擔憂的是，抗議者們與不滿生活遭到打擾、生計受影響的居民發生了零星的暴力沖突。
不過，運動領頭人傳達的信息並不合理。因爲他們所想象的香港民主目標和手段都是錯的。事實上，當下香港人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參與度。1997年以前，香港長達155年時間都是英國殖民地。28任港督都是由倫敦方面欽點，根本不考慮香港人的意見。末任港督彭定康現在自诩爲民主旗手，實乃徹頭徹尾的虛僞之士。
中國恢複行使主權以後，香港才具備公衆參與政治治理的框架。如今，半數立法會議員由民衆直選，另壹半則是所謂“功能界別”。1200名香港人組成的委員會從香港居民當中選出特首。
北京方面還制定了2017年特首普選的方案，候選人由提名委員會推舉——後者皆由香港居民組成。當下動亂的近因是抗議者要求公衆直接推舉候選人。
外因也很重要：社會上的不滿情緒爲“占中”提供了土壤，而其根源和臆想的北京“律令”毫無幹系。香港正在經曆經濟衰退和艱難的社會轉型期。隨著內地市場經濟開放度提高，香港基本喪失中國唯壹口岸的地位。曾經提供大量就業崗位的香港制造業全都轉移至勞動力更加便宜的地區。全球化進程和中國經濟掘起提升了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但經濟上的好處大多流向了地産商、金融中間商和資本操縱者。收入中位數增長停滯甚至開始下降，而生活成本，尤其是住房成本，卻逐年上漲。香港貧富差距之大，位居世界前列。
真實數據所反映的民衆心態與示威活動積極分子所描述的截然相反。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過去若幹年的民調表明，80%以上的香港人最關心的議題是民生和經濟問題，而關心政治議題的人群比例基本上很難超過兩位數。
今年夏天“占中”造勢之時，組織者共收集到80萬支持票。兩個月時間不到，反“占中”運動收集到130萬支持票。
組織者呼籲發動“占中”已經壹年之久。上述香港大學民調機構自2013年4月以來針對“占中”已經做過5次民意測驗，幾乎每次民調都有逾半數受訪者明確反對“占中”（只有壹次例外），而支持“占中”的比例只有個位數。
香港面臨的經濟問題對任何壹個政府來說都是極大挑戰。雪上加霜的是，有人煞有介事地將壹切責任歸咎于北京方面。抗議運動把矛頭錯誤地指向對北京方面的擔憂，由此，“廣場治”的意識形態掩蓋了香港問題的真正根源和出路。
但是，香港的未來並沒有像街頭顯現的那樣灰暗。香港與埃及、烏克蘭有著本質上的不同。香港經濟發展總體繁榮。法治並未中斷。資源豐富，分配好了足以解決結構性問題。大部分香港人都希望解決實際問題，而不是沈溺于意識形態之爭。最重要的是，香港還是經濟繁榮、政治穩定的中國的壹部分。正如英國學者馬丁•雅克在《衛報》撰文：大陸是香港的未來而非敵人。
香港當下局勢容不得半點松懈。如果任何壹方誤致局勢升級，都會産生不幸後果。“廣場治”再走更遠會是毀滅性的。當地社會條件本不至于招致如此災難。香港需要實幹者，而非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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